作文800字优秀作文10篇

篇一：背影

那年秋天，父亲送我去县城读高中。

天还没亮，父亲就起床了。借着昏黄的灯光，我看见他把昨晚就收拾好的行李又检查了一遍，然后从柜子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层层打开，是一沓皱巴巴的钞票。他蘸着唾沫数了两遍，塞进贴身的内衣口袋。

“走吧，别误了车。”父亲背上那床旧棉被，左手提着装满书本的编织袋，右手拎着鼓囊囊的蛇皮袋。我跟在后面，手里只拎着自己的书包。

从村里到镇上，有三里多土路。刚下过雨，路面坑坑洼洼。父亲走在前面，背影一颠一颠的。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后背上有一圈圈汗渍印出的地图。蛇皮袋不时磕碰着他的小腿，他走几步就要换一下手，但始终不肯让我帮忙。

“爸，让我拎一个吧。”

“不用，你走好自己的路。”他头也不回，声音被风刮得断断续续。

到了镇上车站，父亲把行李堆在脚边，从怀里掏出那个布包，数出学费递给我，又数出一些零钱作生活费。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，指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土。

“钱装好，别丢了。到学校好好学习，别心疼钱，该花就花。”他叮嘱着，眼睛却不看我，而是望着远处开来的班车。

车来了，我挤上去，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父亲把行李从车窗递进来，然后退后几步，站在路边。他的身影在灰蒙蒙的晨雾里显得瘦小孤单。车子启动时，他抬起手挥了挥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。我隔着玻璃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看见他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，背微微驼着，双手垂在身侧，就那么站着，一直站着，直到车子拐弯，消失在晨雾里。

我转过头，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。

多年以后，我读过很多描写父爱的文章，也见过许多送别的场景。但最难忘的，依然是那个秋天的早晨，父亲一颠一颠走在泥路上的背影，和车开动后他站在晨雾里挥手的模样。朱自清先生看见父亲的背影，是在月台上；我看见父亲的背影，是在乡村土路上。月台有离别的愁绪，土路有生活的艰辛。但那份沉甸甸的爱，是一样的。

如今，父亲老了，背更驼了。每次离家，他依然要送到村口，依然要看着车子消失在路尽头。而我从车窗回头，总能看到那个越来越小的身影，像一棵老树，扎根在故乡的土地上。

我知道，无论走多远，那个背影永远是我回望故乡的理由，是我前行的力量。

---

篇二：故乡的桥

我们村东头，有一座石拱桥。

桥很老了，老到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也说不出它建于何时。桥身的青石板上长满墨绿的苔藓，桥栏上的石狮子风化得面目模糊，只剩一个隐约的轮廓。桥下的溪水不大，却日夜不息地流着，唱着永不重复的歌。

童年时，桥是我的乐园。夏天，我和小伙伴们从桥上往水里跳，比谁溅起的水花高。胆小的站在桥边犹豫半天，被大家一推，哇哇叫着掉下去，惹来一阵哄笑。水不深，刚没过大腿，摔不疼。跳累了，就坐在桥墩上，把脚伸进水里，任由小鱼小虾在脚趾间穿梭。桥洞里有阴凉的风吹过，带着水汽和青草的味道，比家里的电扇还舒服。

秋天，桥是我们的晒谷场。收稻子了，家家户户把竹席铺在桥面上，摊开金黄的稻谷。从桥上走过，脚下是哗啦哗啦的声响，鼻子里是稻谷特有的清香。大人们用木耙翻动着谷粒，脸上淌着汗，嘴角却挂着笑。我们这些孩子在谷席间追逐嬉戏，不时被大人吆喝一声：“慢点，别踩了谷子！”

桥也是村里信息集散地。夏天的夜晚，吃过晚饭，大家不约而同聚到桥上。老人们摇着蒲扇，坐在石栏上，讲古论今；女人们纳着鞋底，聊着家长里短；男人们抽着旱烟，讨论庄稼的长势和天气的变化。我们小孩最爱听老人讲故事——牛郎织女、孟姜女哭长城、薛仁贵征东……桥下的流水声伴着老人的讲述，那些遥远的传说便鲜活起来，在夜色里飘荡。夜深了，月亮升到半空，把清辉洒满石桥，大家才意犹未尽地散去。桥又恢复了宁静，只剩下流水声，和偶尔几声狗吠。

后来，我离开故乡，到城里读书、工作。每次回去，都要到桥上走走。桥还是那座桥，石板上又添了几道裂纹，石狮子又模糊了些。但桥上的笑声，桥下的流水声，桥边的故事声，似乎从未离开过我的记忆。它们汇成一条河，在我心里流淌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滋润着我干涸的心田。

前年回去，发现桥头立了一块碑——这桥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了。村里人说，上头拨了款，要修旧如旧，保护起来。我听了，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。桥老了，需要保护；但桥活着，有生命，有体温，有记忆，它不只是文物，更是故乡的魂。

那天黄昏，我独自在桥上坐了很久，直到夕阳把桥身镀成金色。桥下的流水依旧，桥上的晚风依旧。我忽然明白，其实我就是这桥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根都扎在故乡；而这桥也是我，承载着岁月的重量，却依然挺立，连接着过去和未来。

---

篇三：一碗粥

凌晨四点，城市的夜还未醒，母亲的厨房已经亮了。

她轻手轻脚地淘米、加水、点火，动作像在进行某种神圣的仪式。煤气灶上窜起的蓝色火苗，舔着锅底，开始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慢熬。这是她给即将高考的我的特殊早餐——一碗耗时耗力的小米粥。

年少时不懂，一碗粥能有什么讲究。直到离家求学，吃遍食堂的冷粥、外卖的速食粥、便利店的罐装粥，才发现母亲熬的那碗粥，是任何地方都复刻不了的味道。

母亲的粥是有层次的。最上面是一层亮晶晶的米油，那是粥的精华，稠得像凝固的奶。用嘴轻轻一吹，米油会微微皱起，抿一口，满嘴都是粮食最原始的香。中间是软烂的米粒，颗颗分明却又入口即化，不需要咀嚼，用舌头一顶就散了。最下面是沉底的豆子——红豆、绿豆、花生、红枣，经过两小时的慢炖，都酥烂了，甜味和香味全融进粥里。

熬粥的过程，她从不离开。火大了，米会飞出锅；火小了，米不开花。她要守在旁边，不时用木勺顺着一个方向搅动，说是要让粥“出稠”。于是，金黄的粥在锅里翻滚、咕嘟、冒泡，像在开一场漫长的会议。厨房里弥漫着谷物特有的香气，从锅盖缝隙里钻出来，飘到我的房间，轻轻唤醒睡梦中的我。

“妈，你几点起的？”我揉着眼走进厨房。

“不早，刚起。”她总是这句话，但从锅沿溢出的热气告诉我，她已经忙活很久了。

我埋头喝粥，温度刚刚好，不烫不凉，是她算准了我起床的时间，提前盛出来晾着的。她用围裙擦着手，坐在对面看我吃，眼神里全是满足。

“慢点喝，别烫着。”

“妈，你怎么不喝？”

“我喝了，等你吃完我再喝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根本就没喝，因为熬的粥只有一碗的量，全都留给了我。她喝的是昨晚剩下的稀饭，兑点开水，就着咸菜。

那个冬天特别冷，但每天早上的那碗粥，像一团火，从嘴里暖到心里。那些被闹钟惊醒的清晨、被试卷包围的日子、被焦虑啃噬的深夜，都因为这碗粥，变得可以忍受，可以坚持。

后来我考上了大学，去了更远的城市，有了更多的早餐选择。可我还是会在冬天的早晨，想起那碗粥，想起凌晨四点亮起的灯光，想起母亲被热气蒸红的脸。

我曾问她：“妈，熬粥那么费事，为什么不买现成的？”

她说：“买的粥是水，熬的粥是饭。水能解渴，饭才能养人。”

现在我明白了，那碗粥养的不只是我的胃，更是我的一生。它让我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人在凌晨四点就为你亮起一盏灯，用最笨拙、最耗时的方式，爱你。

如今，我也学着熬粥。可无论怎么用心，都熬不出母亲的味道。也许是火候不对，也许是时间不够，也许是少了那凌晨四点就醒来的心。

母亲说：“等你有了孩子，就熬出来了。”

我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眶就湿了。

---

篇四：草木春秋

我家后院，有一小块空地，是母亲的花园。

说是花园，其实简陋得很。没有名贵的花木，没有精致的布局，只是沿墙根种了些寻常花草——指甲花、鸡冠花、太阳花、喇叭花，还有几丛凤仙和一把薄荷。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花草，把一年四季装点得有滋有味。

春天最早醒来的是薄荷。墙根的枯草丛里，突然冒出几片嫩绿的芽，怯生生的，像刚睡醒的孩子。母亲说，薄荷贱，好养活，不用管它自己就疯长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薄荷就蔓延成一片，绿油油的，风一吹，满院子都是清凉的香。我常掐几片叶子，泡在水杯里，喝一口，从嘴里凉到心里。

夏天的花园最热闹。太阳花是最守时的，太阳一出来，它就开；太阳一落，它就合。指甲花开得最疯，红的、粉的、白的，一串串挂在枝头，像小铃铛。我和妹妹最爱用它的花瓣染指甲——摘几片红花瓣，加点明矾捣烂，敷在指甲上，用豆叶包好，过一夜，指甲就染成漂亮的橘红色。第二天上学，女同学都羡慕得不行。

牵牛花沿着母亲搭的竹竿往上爬，爬到屋檐，爬到电线上，开出紫色的小喇叭。清晨有露水的时候，花最精神，一朵朵仰着脸，好像在唱无声的歌。露水干了，花就蔫了，但第二天又有新的开出来，前赴后继的。

秋天，鸡冠花开了，红彤彤、沉甸甸的，像鸡冠子，也像燃烧的火炬。母亲会剪下几枝，插在瓶子里，放在堂屋桌上，能开好长时间。凤仙花结籽了，蒴果一碰就炸开，把种子弹得到处都是。母亲说，这样明年就不用种了，自己会长出来。

冬天来了，花园里的花都谢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。可母亲说，别看地上没了，地下都在。根还活着，明年春天还会发。果然，下过几场雪，第二年惊蛰一过，又都活过来了，比去年还旺。

母亲没读过什么书，说不出什么大道理。但她在花园里忙活的时候，常念叨一句话：“草木知道春秋，人要知道好歹。”

小时候不懂，现在想想，母亲说得真好。草木虽然不说话，但它们知道什么时候发芽，什么时候开花，什么时候结果，什么时候蛰伏。它们顺着天时，守着本分，不争不抢，该来的总会来。人也该这样，知道好歹，知道进退，知道感恩，知道珍惜。

后来我离开家乡，住在城里的楼房。阳台上也养了几盆花，都是从花市买的名贵品种。可养着养着，总觉得少了什么。也许是少了泥土的气息，少了雨露的滋润，少了母亲站在花丛里的身影。

今年春天回去，后院的空地还在，只是母亲老了，腿脚不便，花园荒了大半。我卷起袖子，松土、除草、浇水，又把那些指甲花、太阳花的种子撒进去。母亲坐在屋檐下看着，笑着说：“还是你会弄。”

我说：“是您教得好。”

其实我知道，我种的不是花，是那些回不去的时光，是母亲说的“草木知道春秋”，是一个游子对故土的念想。

---

篇五：父亲的算盘

父亲的书房里，一直放着一把算盘。

那是把老式算盘，乌黑的木框，光滑的珠子，边框上刻着“1983年”的字样——那是父亲参加工作那年买的。算盘的珠子已经被磨得锃亮，中间的木杆也换了三四次，但父亲一直舍不得换新的。

小时候，我最怕这把算盘。每到月底，父亲就会拿出算盘，噼里啪啦地打算盘，一边打一边记。那是他在算账——家里的开销、存下的钱、要还的债。珠子的撞击声清脆而急促，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。父亲神情严肃，眉头微蹙，偶尔停下来想想，又继续打。那种氛围让我紧张，总觉得家里又缺钱了。

父亲没读过几年书，小学毕业就辍学了。可他算账从来不用计算器，就靠这把算盘，又快又准。我问过他为什么不用计算器，他说：“手打算盘，心里有数。按计算器，心里没底。”

那时不懂他说的“心里有数”是什么意思。后来才明白，父亲是用算盘在丈量日子。一分一厘，他都清楚去了哪里，该怎么用。他知道油盐酱醋多少钱，知道化肥种子多少钱，知道我上学要花多少钱。他不停地加加减减，把微薄的收入分配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让日子刚好够用，不欠债，也不宽裕。

父亲最得意的时候，是年初买小猪仔。他和卖猪的讨价还价，人家报一个数，他拨两下算盘，还一个数。人家再报，他再拨。最后往往是按他的价成交。那人说：“你这算盘打得比计算机都快。”父亲笑笑，不说话，但眼里全是光。

后来我考上了大学，学费要三千块。那个暑假，父亲的算盘打得比任何时候都响。他借遍了亲戚，又把家里的粮食、猪、树都算了一遍。那天晚上，我听见他的算盘声从晚饭后一直响到深夜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像在说着什么。我躲在被窝里，眼泪默默地流。

第二天，父亲把钱数好，交到我手里，说：“够第一年了，第二年的明年再说。”他的眼睛布满血丝，手粗糙得像树皮，但递钱的动作那么认真，那么郑重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留在了城市，有了自己的收入。有一次回家，我给他买了一个计算器，说是最新款，能打印、能存储、能联网。他接过去看了看，放在桌上，还是用那把算盘。那天晚上，他又在打算盘，我凑过去看，原来是在算我每个月要还的房贷。

“爸，有计算器，你怎么不用？”

他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抬头看着我，说：“算盘在手里，心里踏实。你不在家的时候，它陪着我。”

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这把算盘对于父亲的意义。它不只是计算工具，更是他生活的伙伴，是他对日子的态度。他用这把算盘算清了每一笔账，也算清了这一生的路。它记录了一个农村家庭三十年的柴米油盐，记录了一个父亲为子女付出的全部心血。

如今，父亲的算盘更旧了，有几颗珠子已经裂了缝。可每次回去，还是能听见它噼里啪啦地响。那声音清脆而坚定，像父亲这个人，一辈子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，但靠着一把算盘，算出了一个家的未来。

前不久，父亲在电话里说，他打算把算盘传给我。我愣住了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我知道，他传给我的不是一把算盘，而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——一分一厘，都要心里有数；每一个日子，都要用心算计。

那把算盘，我会好好珍藏。

---

篇六：老街

我们县城的中心，有一条老街。

街不长，从东到西也就二三百米。但老街上什么都有——打铁的铺子、做豆腐的作坊、卖杂货的铺子、剃头的摊子，还有一家据说开了五十年的面馆。青石板路面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，两边是木结构的二层小楼，檐角高高翘起，像要飞起来似的。

小时候，老街就是我的全世界。

最吸引我的是打铁铺。老铁匠光着膀子，腰间系着油迹斑斑的围裙，一手掌钳，一手抡锤。炉火把他的脸映得通红，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。叮当，叮当，锤声有节奏地响着，铁块在他手里渐渐成形——一把刀、一副马蹄铁、一个锄头。我们几个孩子趴在门口看，一看就是半天。老铁匠有时朝我们吼一声：“看什么看，没见过打铁？”我们轰地跑了，可过一会儿又偷偷回来。

剃头摊子是老人们的天下。一张破椅子，一面镜子，一个烧水的炉子，就是全部家当。剃头师傅姓周，五十多岁，手艺好，话也多。他能一边给人剃头，一边和旁边的人聊国家大事、家长里短。老人们喜欢来这儿，不只是剃头，更是图个热闹。剃完头，刮了脸，周师傅还会给客人掏掏耳朵，按按肩膀，全套下来才两块钱。有时候钱不够，周师傅也摆摆手：“算了算了，下次带来。”

做豆腐的王伯，每天凌晨三点就起来磨豆腐。他家门口有一盘石磨，是他爷爷留下的。王伯说，机器磨的豆腐不好吃，没嚼头。他家的豆腐确实好吃——嫩，滑，豆香味浓。每天上午，他家门口都排着队，去晚了就买不到了。王伯话少，闷头干活，收钱的时候也不看人，只说一句：“拿好，下次早点来。”

面馆在街的尽头，门口挂着一块旧匾额：刘记面馆。老板姓刘，是个胖胖的中年人，脸上永远挂着笑。他家的面条是自己擀的，汤是骨头汤，浇头有肉丝、三鲜、杂酱好几种。我最爱吃他家的杂酱面，酱香浓郁，面条筋道，一碗下去，全身都暖了。刘老板认识每一个老顾客，知道谁不吃辣，谁要多放醋，谁要宽汤窄面。你去吃面，不用开口，他就会把面端到你面前：“还是老样子？”

后来，我离开县城去外地读书、工作，老街渐渐成了记忆。每次回去，都想去老街走走，可老街越来越短了。打铁铺关门了，老铁匠去世了，他的儿子不接这行。剃头摊子也没了，周师傅回老家养老了。王伯的豆腐坊还在，但他儿子买了机器，说石磨太慢，产量跟不上。面馆倒是还在，但换了招牌，换了老板，味道也变了。

前年回去，发现老街要拆了。墙上到处写着“拆”字，红色的，大大的，像伤口。我站在街口，看着那些熟悉的门板、那些斑驳的墙面，心里空落落的。我知道，我失去的不只是一条街，而是整个童年，整个故乡。

老街拆了，可它还在我心里。那些叮叮当当的打铁声，那些老人的谈笑声，那些豆腐的香气，那些热腾腾的面条，都还在。它们汇成一条河，在我记忆里流淌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会记得，在县城中心，有一条老街，老街上什么都有。

有我的童年，有我的故乡。

---

篇七：母亲的针线筐

母亲的针线筐，是家里最不起眼的家当。

那是一个旧竹篮，竹篾已经发红，提手磨得光滑发亮。筐里装着各种针头线脑——大大小小的针，五颜六色的线，卷着的碎布头，还有顶针、纽扣、拉链、松紧带，杂七杂八，满满当当。从我记事起，这个针线筐就放在衣柜顶上，母亲需要时踮起脚就够着了。

小时候，我最讨厌这个针线筐。因为它意味着不能出去玩，得在家试新衣服。母亲量着我的尺寸，用粉饼在布上画线，然后坐在缝纫机前，咔嗒咔嗒地踩。那声音单调而枯燥，像催眠曲，听着听着就打瞌睡了。试衣服更烦，要一动不动站着，任母亲比划、折叠、别针，稍微动一下就被呵斥：“别动，扎着了！”

可当我穿上新衣服出门，小伙伴羡慕的眼神，又让我觉得这些忍受都值得。那些衣服虽然不如商店里的时髦，但合身、耐穿，口袋里还有母亲绣的名字。有一次，我放学回家，看见母亲在昏黄的灯下缝我的书包——书包被树枝划破了。她的脸离针很近，眯着眼，一针一针，缝得很慢。那专注的神情，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。

后来我才明白，那个针线筐里装的，不只是针线，是母亲对日子的算计。扣子掉了，她缝；裤脚长了，她改；被子破了，她补。在她手里，没有不能补救的东西。我穿过她改过的哥哥的旧衣服，用过她缝补的书包，盖过她拼接的被子。那些针脚细密整齐，像写上去的字，无声地诉说着节俭和坚韧。

有一年冬天特别冷，我的棉袄太小了。母亲连夜给我做新棉袄，我半夜醒来，还看见她在灯下缝。她的手冻得通红，不时停下来用嘴呵气。我说：“妈，明天再做吧。”她说：“明天你还要上学。”第二天早上，新棉袄放在我床头，软软的，暖暖的。我穿上它，像被她的怀抱裹着。

母亲最得意的手艺，是做布鞋。把旧衣服撕成布条，用面糊一层层糊成“袼褙”，剪成鞋样，再一针针纳鞋底。纳鞋底最费劲，要用锥子先扎眼，再用穿了麻绳的针穿过，用力拉紧。母亲纳的鞋底，针脚密密麻麻，像天上的星星，结实得穿好几年都不坏。我穿着她做的布鞋，走过上学的路，走过田埂，走过童年。

如今，母亲老了，眼睛花了，手也不稳了。针线筐还放在老地方，只是用得少了。去年回去，看见她又在翻针线筐，我问她做什么，她说：“你侄子的校服扣子掉了，我给他缝缝。”她眯着眼穿针，穿了半天没穿上。我接过来，帮她穿上。她笑了：“老了，不中用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翻看那个针线筐。里面有我小时候的襁褓，有我上学时的红领巾，有我第一件的确良衬衫的碎布，还有我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信封——母亲把信封拆开，缝在了我的被子上，说是“喜气”。针线筐像一个记忆的盒子，收藏着我的成长，收藏着母亲的爱。

我拿出那个针线筐，轻轻擦拭。竹篾虽然旧了，但依旧结实。就像母亲，虽然老了，但她的爱，永远结实地缝在我的生命里。

---

篇八：梧桐树

我家门前，有一棵梧桐树。

那是爷爷年轻时种下的，算起来有七八十年了。树干粗得要两个孩子才能合抱，树皮灰褐色，斑斑驳驳，像老人脸上的皱纹。春天开紫色喇叭花，夏天撑开一柄巨大的绿伞，秋天叶子变黄飘落，冬天剩下光秃秃的枝丫，指向天空。

梧桐树是村里的地标。赶集的回来了，问“到哪了”，答“到梧桐树了”，就知道快到家了。送信的邮递员，把梧桐树当成停靠点，树荫下歇歇脚，喝口水。夏天傍晚，村里人端着饭碗聚到树下，一边吃一边聊，碗里是粗茶淡饭，嘴里是天南海北。梧桐树静静地听着，用沙沙的叶子声回应。

梧桐树也是我的乐园。春天，我爬上树，摘下一串串喇叭花，学电影里的侠客，用花当号角吹。可怎么也吹不响，爷爷在树下笑：“那是给凤凰住的，不是给你吹的。”夏天，我在树荫下写作业，凉风习习，蝉声阵阵，比屋里舒服多了。秋天，叶子落了，满地金黄，我用扫帚扫成一堆，躺在上面打滚，软软的，像床垫。冬天，树干上结了一层霜，我用手指在霜上画画，画太阳，画小鸟，画歪歪扭扭的字。

最难忘的，是梧桐树上的秋千。父亲用麻绳和木板，在横枝上架了一个秋千。每天放学回家，书包一扔就爬上秋千。一个人荡，越来越高，感觉要飞到天上去了。村里的孩子都来排队荡，梧桐树下笑声不断。有一年，一个孩子不小心摔下来，磕破了膝盖，那家大人找上门来。父亲拆了秋千，梧桐树下安静了。可没多久，孩子们又找来，用轮胎、用旧门板、用一切能荡的东西，绑在树上继续玩。父亲看着，笑笑，不再管了。

梧桐树也有落寞的时候。有一年大旱，梧桐树叶子都蔫了，蔫得让人心疼。爷爷每天早晚挑水浇树，一趟一趟，肩上磨出茧子。我问爷爷：“树也怕旱？”爷爷说：“人和树一样，都离不开水。树活着，家就活着。”后来下了雨，梧桐树缓过来了，叶子又绿了，比原来还精神。

后来，爷爷走了。出殡那天，路过梧桐树，我看见树上的叶子哗哗响，像在挥手，像在哭泣。父亲在树下站了很久，抽着烟，不说话。我知道，他想起爷爷了。

如今，我也离开家乡多年。每次回去，都要去看看梧桐树。它还在那里，树干更粗了，树冠更大了。树下有人坐着，有孩子在玩耍，和我小时候一样。父亲说，村里搞规划，有人提议把树砍了，拓宽道路。父亲坚决反对，村里人也都反对。最后，路从树两边绕了过去。梧桐树还在，成了村里的传奇。

我抚摸着粗糙的树皮，像抚摸爷爷的手。树皮上有无数划痕，有我们刻的字，有我们钉过钉子留下的洞。梧桐树默默承受着这一切，依然年年开花，年年长叶，年年为我们撑起一片荫凉。

树还在，家就在，根就在。

---

篇九：煤油灯

在我记忆的最深处，有一盏煤油灯。

那是一个旧墨水瓶做成的灯。瓶盖钻一个眼，穿进一根铁皮卷的灯芯管，管里塞进一根棉线搓的灯芯。瓶里灌上煤油，划根火柴点燃，就能发出昏黄的光。光是那么微弱，只能照亮巴掌大的一块地方。可就是这微弱的光，照亮了我的整个童年。

小时候，家里穷，电灯是奢侈品。天一黑，整个世界就黑了。煤油灯就是夜的太阳。母亲在厨房里做饭，灶膛的火映红了她的脸；我们围坐在堂屋的方桌旁，煤油灯放在桌子中央，我们就在灯下吃饭。筷子碰着碗沿的声音，大人说着一天的事，偶尔有笑声，在黑夜里显得格外响。那昏黄的光，把一家人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忽长忽短，忽左忽右，像在跳舞。

最难忘的，是在煤油灯下写作业。灯芯要不时用针挑一挑，不然光会暗。母亲坐在旁边纳鞋底，针线在灯下闪着细细的光。煤油灯的热气熏得脸发烫，煤油的味道有点呛，可习惯了也就闻不到了。写着写着，灯芯结花了，光更暗了，母亲就拿起剪刀，轻轻剪掉焦黑的芯头，灯又亮了。作业写完了，抬起头，眼里全是酸胀，像有沙子在里面。母亲说：“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上学。”

我躺在床上，母亲把煤油灯端到床头，用一张纸挡住光，继续纳鞋底。我透过纸缝看她的身影，那么大，那么近。针穿过鞋底的声响，一下一下，像心跳，像摇篮曲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睡着了，醒来时灯已经灭了，母亲也不知什么时候睡的。

煤油灯也会发脾气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在写作业，突然灯芯烧断了，灯灭了。屋里一下子陷入黑暗，那么黑，黑得像墨汁。我“哇”地哭了，母亲摸索着找到火柴，划了好几根才划着。她重新穿好灯芯，灯又亮了。我擦着眼泪，继续写作业。母亲摸摸我的头，什么也没说。

后来村里通了电，煤油灯退休了。那个墨水瓶做的灯，被母亲收起来，放在柜子里。有一次我问她：“还留着干嘛？”她说：“那是你爷爷留下的。”原来，那个墨水瓶是爷爷用过的，他年轻时在煤矿干活，墨水是用来写家信的。后来爷爷不在了，母亲就用它做了灯。

如今，我家住上了楼房，灯火通明。可每到停电的夜晚，我还是会想起那盏煤油灯。想起它微弱的光，想起母亲纳鞋底的身影，想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温暖。那光虽然微弱，却照亮了我一生的路。

前不久回老家，我翻出那盏煤油灯，煤油早已干涸，灯芯也朽了。但我还是把它擦了擦，放回原处。它是我童年的见证，是我和故乡的连接。看着它，我就想起那些煤油灯下的夜晚，想起母亲，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。

灯熄了，光还在。

---

篇十：最后的麦客

六月的关中平原，麦子黄了。

一望无际的金色波浪，在热风里翻滚，发出刷刷的声响。空气里弥漫着麦秸的甜香和泥土的气息。又到了收麦的季节。

可今年的麦田里，再也听不见镰刀割麦的嚓嚓声，看不见弯腰割麦的身影。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开进麦田，几个来回，麦子就变成了麦粒。麦客——这个延续了上千年的职业，在这个六月，彻底消失了。

村里最后一个麦客，是根生叔。

根生叔今年六十七了，从十五岁开始割麦，割了五十二年。他年轻时，是十里八乡最有名的“快手”。别人一天割一亩，他能割一亩半。别人割完一垄直起腰喘口气，他已经割到了地头。他割过的麦茬，整齐得像用尺子量过，矮矮的，平平的，不留一根漏下的麦穗。

每年麦收季节，根生叔就背着镰刀出门了。他跟着麦熟的节奏，从河南走到陕西，从陕西走到甘肃，一路割过去。白天，他在麦田里弯腰，太阳晒着脊背，汗水滴在干裂的土地上，瞬间就蒸发了。晚上，他睡在麦场边的窝棚里，枕着麦捆，听夜风吹过麦田的声音。一个月下来，人晒得黝黑，手上磨出厚厚的老茧，能挣够一年的花销。

根生叔说，割麦是有讲究的。早上要趁凉快，割得快；中午太阳毒，割得慢；下午太阳偏西，又要加快。割麦的姿势也有学问——弯下腰，左手拢住一把麦子，右手的镰刀贴着地皮一扫，嚓的一声，一把麦子就割下来了。要连贯，要均匀，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。太快了容易割伤手，太慢了赶不上趟。

根生叔的手上，有无数道伤疤。那是镰刀留下的印记，也是岁月的痕迹。他说：“哪次割麦不破点皮？破了用土一按，接着割。”

可今年，没人请他割麦了。联合收割机又快又便宜，一亩地十几分钟，比人工快几十倍。根生叔的镰刀锈了，挂在墙上，像个过时的老物件。

麦收的最后一天，根生叔来到自家的麦田边。收割机正在麦田里轰响，麦秸被粉碎，麦粒被装袋，一切都那么利落。他站在田埂上，呆呆地看了很久，然后弯下腰，捡起几根被遗漏的麦穗，用手捋下麦粒，放在嘴里嚼着。新麦的味道还是那么香，可他的眼眶湿了。

“割了一辈子麦，今年不用割了。”他说，“也好，不累了。”

可我知道，他心里空落落的。割麦不只是活计，是他的命，是他的根。麦客没了，他生命的一部分也跟着没了。

那天傍晚，根生叔从墙上取下镰刀，找了块磨刀石，一下一下地磨。磨刀声在暮色里响起，沙沙的，像麦浪的声音。磨完了，他把镰刀举起来，对着夕阳看了很久，刀锋闪着金色的光。

他把镰刀重新挂上墙，拍拍上面的灰，说：“留着，给后人看看。告诉他们，麦子是这么收的。”

那一刻，我看见的不是一个老人，而是一个时代的背影。麦客消失了，那些弯着腰在麦田里蠕动的身影，那些在月光下磨刀的声音，那些用汗水浇灌土地的日子，都随着根生叔的镰刀，挂在了墙上。

可我坚信，只要还有人记得，麦客就没有消失。他们活在我们的记忆里，活在这片土地上。每一阵风吹过麦田，都是他们在微笑；每一颗新麦入土，都是他们在祝福。

因为，他们收割的不仅是麦子，更是土地的记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