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鹗为什么不按曹雪芹意思写

1. 根本原因：信息不对等与原作者缺席
曹雪芹的原意已部分失传： 曹雪芹生前并未完成《红楼梦》，只留下了约八十回带有脂砚斋批语的抄本（“脂批本”）。这些批语多次提及八十回后的情节走向，如“警幻情榜”、“黛玉泪尽而亡”、“宝玉悬崖撒手”等，但这些原稿在传阅中“迷失无稿”。高鹗续写时，很可能并未见过这些关键的脂批本，他依据的可能是当时流传的更晚、批语更少的抄本（如“程甲本”底本）。

续写的本质是“再创作”： 在没有原作者定稿和指导的情况下，续写本身就必须融入续写者自己的世界观、文学功底和对前文的理解。高鹗的理解与曹雪芹的深刻原意之间存在天然鸿沟。

2. 时代与思想的局限
维护“正统”价值观： 曹雪芹的原著是一部极具叛逆性和悲剧性的作品，旨在“描摹世态，见其炎凉”，从根本上批判和质疑封建贵族体系与科举功名。而高鹗是乾隆年间的进士，士大夫阶层。他的续写不可避免地要将故事拉回传统价值观的轨道，即“兰桂齐芳，家道复初”。

“补天”思想 vs. “破灭”哲学： 曹雪芹是“无才可去补苍天”的彻底幻灭，而高鹗则是想“弥补”这个悲剧。所以在他笔下，贾府虽遭查抄，但最终获得赦免，复兴在望；宝玉虽出家，但先中了举人，留下了儿子，算是“不负皇恩，不亏祖德”。

3. 文学功力与审美旨趣的差异
悲剧力量的削弱： 曹雪芹铺设的是“忽喇喇似大厦倾，昏惨惨似灯将尽”的、无可挽回的彻底败落，以及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的终极虚无。高鹗的结局则带有“善恶有报”的通俗戏剧色彩（如贾雨村、袭人等结局），悲剧的深刻性和宿命感被大大稀释。

人物性格的偏离： 最典型的例子是贾宝玉。前八十回的宝玉厌弃科举，骂追求功名的人是“禄蠹”。而高鹗笔下的宝玉竟然认真地攻读八股文，进场考试，还中了第七名举人。这虽然给了角色一个“交代”，却严重背离了其反叛的核心人格。

4. 出版与市场的现实需求
书商程伟元的作用： 书商程伟元搜集残稿，邀请高鹗整理续写，首要目的是出版一部完整的一百二十回本以牟利。一个完整、符合大众阅读期待（哪怕是大团圆式的悲剧）的故事，显然比残本更有市场。程高二人的工作，首先是一项出版工程，其次才是文学工程。

具体例证对比：
黛玉之死： 脂批暗示是“泪尽夭亡”，在宝玉、宝钗成婚之前，可能更孤寂、更绝望。高鹗写成了在宝玉结婚的喜庆乐声中，黛玉焚稿断痴情，呼喊着“宝玉，宝玉，你好……”气绝而亡。戏剧冲突强烈，但情节设计（调包计）略显俗套。

贾府结局： 曹雪芹原意是“树倒猢狲散”，“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，应是彻底败落，子孙流散。高鹗结局是贾政复职，贾赦免罪，宝钗有孕，贾兰中举，俨然有了“中兴”之象。

宝玉出家： 曹雪芹原意应是经历了极度的幻灭与贫困后“悬崖撒手”，更决绝。高鹗写其先中举报恩，然后雪地拜别父亲，披着大红猩猩毡斗篷被僧道带走，结局多了一层“圆满”和“仪式感”。

总结
高鹗的续写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，一位传统文人对旷世杰作的“抢救性修补”。 他的首要目标不是（也不可能）完全还原曹雪芹的思想，而是根据他自己的认知、时代的规范和市场的要求，创作一个能够“接得上”且“说得圆”的结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