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表姐一起去太空1000字

我按住被呼啸狂风撕扯的面罩，透过它看向眼前那个彻底静止的身影——我的表姐林薇，僵直地躺在月壤扬起的尘埃中，面罩内侧是她最后呼出的水汽凝成的霜花，像开在真空里的冰玫瑰。三小时前，我们还在“广寒三号”科考站的穹顶下，分享一块从地球带来的压缩饼干。现在，我背着她的遗体，走向七公里外那个亮着微弱求救信号灯的返回舱。

引力只有地球六分之一。按常理，背着她走不算重负。可每抬一次脚，靴子陷进灰白的月壤，再拔出来，扬起的尘埃悬浮不落，像一场沉默的默哀仪式。生理负重有数据可依：她加上舱外服，八十七公斤。但没人计算过，背着一具不再回应你的躯体，背着一个曾与你共享童年、青春与星空梦想的灵魂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重量。它不作用于肌肉，却坠在每一次心跳的间隔里，坠在每一条试图理解“死亡”为何物的神经末梢。

七公里，是心跳七千下的距离。我想起十岁那年，她带我爬上老家屋后那座被我们命名为“奥林匹斯山”的土坡。坡顶，她用捡来的铁皮和玻璃片给我做了一个“望远镜”，指向夏夜银河。“那里，”她鼻尖有汗，眼睛亮得像刚被擦拭过的星星，“以后我们一起去。”声音稚嫩，却有种不容置疑的确信。那时的宇宙，是外婆故事里缀满糖霜的深蓝蛋糕，而我们，是两个踮起脚尖就妄想能舔到奶油的孩子。

十七岁，高考前夜，压力让我肠胃痉挛。她溜进我房间，不是安慰，而是摊开一本被翻烂的《天体物理概论》，指着一段关于“引力弹弓”的复杂公式。“你看，”她说，指尖划过那些希腊字母与数字，“宇宙的法则，就是把最难的曲线，变成抵达远方的捷径。高考也一样。”那一刻，窗外的星空和纸上的宇宙，突然从遥不可及的浪漫符号，变成了可被理解、甚至可利用的路径。她递给我的不是答案，而是一把思维的钥匙。后来，我们都拿到了钥匙，她进了空间科学专业，我学了航天工程。童年“望远镜”里的光斑，终于变成了录取通知书上清晰的校徽。

去年，在“广寒三号”的观测台，我们一起看到了奇景：地球恰好运行到太阳与月球之间，阳光透过地球大气层，给月球的边缘镶上了一圈瑰丽无比的、跃动的绯红光弧。她当时几乎把脸贴在观测窗上，轻声说：“像不像……外婆给我们缝的碎花裙边？”那一刻，十万八千里的地月距离，被一句童年记忆压缩成了零。宇宙的宏大与个体的微渺，以一种温柔到极致的方式达成了和解。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星空的人，我们成了星空之间，那条连接过去与现在的、有温度的连线。

靴下的月壤，发出干燥的、簌簌的声响。面罩里的氧气读数稳定下降，如同沙漏。我不断调整通讯频道，嘶哑的电流声是这死寂世界里唯一的背景音。绝望开始像月面的阴影一样，冰冷地蔓延上来，渗入关节。我想停下，想就此躺下，让这无边的灰白将我掩埋。

就在这时，我耳边，或者说，是我记忆的深处，异常清晰地响起了她的声音。不是遗言，不是电磁波传来的幻听，是很多年前，那个土坡上，十七岁的林薇指着星空说过的那句话，此刻穿越了时间、生死与虚空，精准地抵达：“宇宙的法则，就是把最难的曲线，变成抵达远方的捷径。”

我猛地一震。

我停下脚步，不是放弃，而是第一次，真正地、仔细地观察周围的地形。前方是一道缓坡，通往一个不大的环形山边缘。返回舱就在环形山另一侧下方。我脑海里那些死记硬背的公式、飞行手册上的条款、教官强调的月面行走规范，突然全部活了过来，开始碰撞、重组。

“广寒三号”的地质简报闪过：此地月壤平均承压……环形山斜度约十五度……舱外服关节最大可承受冲击力……童年那个铁皮“望远镜”对准的星光，高考前夜书页上的“引力弹弓”，观测窗外那圈“碎花裙边”般的绯红光弧……所有散落的碎片，在这一刻，被那句话——宇宙的法则——瞬间焊接成了一个清晰、疯狂、却唯一可行的方案。

我深吸一口面罩里循环的、已带上一丝铁锈味的氧气。然后，我背紧了她，开始向环形山的边缘，加速奔跑。

月壤在脚下飞溅。低重力让我每一步都跨度极大，像在梦境中滑翔。心脏在胸腔里撞响战鼓。斜坡的尽头越来越近，那下面是未知的陡坡与黑暗。

没有犹豫。在到达边缘的刹那，我用尽全身力气，向着环形山内侧的虚空，纵身一跃。

不是坠落。是计算。

是把自己和她，变成一颗小小的、双星系统的天体。利用环形山内侧的斜坡作为“弹弓”的曲线壁，利用月面低重力与斜坡角度，将向下的势能，部分转化为向前水平飞驰的动能。这是一场没有引擎、没有导航、只有血肉之躯与冰冷物理定律的赌博。风声（或者说，是舱外服与稀薄月尘摩擦的幻觉之声）尖啸着掠过耳畔。失重感攥紧内脏。我在空中尽量调整姿态，背上的她是配重，是保持旋转稳定的关键。

斜坡在下方飞速掠过，灰白的岩石与阴影构成模糊的斑马纹。计算在脑中疯狂进行：角度、速度、预估落点……恐惧被一种极致的、冰冷的清醒取代。我看见返回舱的灯光，在视野中从一个小点，迅速变大。

撞击来临。沉闷，巨大的震动通过舱外服传来。我在月壤上翻滚、滑行，用尽全力保护着背上的她，也保护着自己脆弱的生命维持系统。世界天旋地转，最后，终于停下。

我趴在地上，急促喘息。抬头。返回舱的舱门，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前方。那盏求救信号灯，稳定地闪烁着绿色的光，像童年夏夜，最先亮起的那颗指引方向的星辰。

我慢慢爬起身，检查她的固定带，依旧完好。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动作轻柔得如同当年她拍打因紧张而僵硬的我。

“姐，”我对着再无回应的通讯频道，也是对着无垠的虚空与心中的某个地方，轻声说，“我们……到家了。”